正德年间，有个说法是：河北苦于马，江南苦于粮。

元末明初，张士诚覆灭之后，其麾下重臣土地，皆被朱元璋收为官田。

再加上其他来源的官田，江南官田多不胜数，甚至一度比民田还多。

官田由于不用交租，也不用服徭役，因此田赋是民田的三倍，相当于田赋、田租、徭役三合一。

这在洪武、永乐年间是很划算的，许多小地主自愿把私田捐给官方，世世代代成为官田的佃户。

他们只需要每年缴纳田赋，然后啥都不用管，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宣德之后，田政日渐败坏。

无数官田莫名其妙成为私田，不但田赋依旧按照三倍征收，佃户还得缴纳田租、应征徭役。

倾家荡产者无数，卖儿卖女者无数，弘治皇帝想改革都失败了，因为牵扯到太多勋戚权贵。

这便是江南苦于粮！

而河北苦于马，同样是因为制度败坏。

朱棣曾经非常自豪地说：“北方养兵二十万，连年征讨蒙古，不费百姓一粒米粮。”

这是事实，永乐年间北方用兵，只需动用边地军屯所产粮食。

甚至军田的粮食还吃不完，经常有粮官无比得意的报告朝廷：“哎呀，我这里的粮仓都满了，三年前的粮食还没吃完，烂在仓库里可真浪费啊。”

到了现在呢？

一打起仗来，别说边疆省份，就连河北、河南百姓，都需要纳粮服役（充当民夫运粮）。

这导致朝廷不敢打大仗，只能被动进行防御。

朝廷一直缺马，官牧、民牧、商牧并举。

官牧、商牧被败坏得彻底，本来杨一清改革马政，已经稍微有点好转。

但刘瑾专权之后，杨一清获罪下狱，弘治年间的马政改革毁于一旦。

于是，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了。

这种民乱可跟江南、西南的起义不同，因为许多州县村村养马。

几千乱民就是几千骑兵，虽然跟正规骑兵没法比，但他娘的跑得快啊！

平叛官军才走到半路上，乱军就已经骑马开溜了。

往往官军抵达甲县，乱军攻占乙县，官军来到乙县，乱军又去了丙县。

起义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还跟山东乱军会师了，现在山东北部和京师南部到处都有乱军出没。

此时此刻，连博野县城（隶属保定）都被围了，最近的乱军距离京城只有几百里。

这些乱军又多马匹，北方平原纵马飞驰，转眼之间就能进寇京师。

因此有人高喊“刘六刘七杀来了”

，南郊百姓全都深信不疑，黑灯瞎火的已经乱成一锅粥。

王渊高举火把，纵马狂奔，还没来到贼寇作乱地点，便在半路上发现贼寇趁火打劫。

那些贼寇明火执仗，一边喊着“刘六刘七”

，一边冲进民房和商铺。

“贼厮该死！”

王渊拍马而至，手中龙雀刀斩出，直接砍飞一个脑袋，随即爆喝：“贵州举人王渊在此，贼寇速速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说话之间，王渊又砍死两个，吓得周围贼人纷纷避让。

“只有一个人，围殴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