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间，宋方霓继续打工。

欧阳文来她家找过她一次，但宋方霓都不在。

她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也不许爸爸妈妈告诉她自己打工的快餐店。

“上海的花费应该挺高的吧。

我看他们烫个头发，两三千都没了，真是，有这钱弄头发不如拉皮，还是我们家最实惠。”

宋母转身笑着对店里顾客说，收获一片赞同。

宋方霓收到一台新的手机。

依旧是国产的手机，但至少，可以发微信和上q。

梁恒波和她每晚聊天。

他保送的专业是工科的重点实验班类，自动化系，他正在提前温习大学课程，还在学编程。

期间又说起打的零工，活都比较轻松，而且不用那么耗费体力。

宋方霓一直觉得，自己的家境属于比较普通的，但是，人和人确实需要对比，至少，她没像梁恒波那样永远在打工。

两个人什么都聊，但彼此有一根明确的界限。

那界限是，绝对不聊令彼此敏感的话题。

比如，宋方霓从不问梁恒波的单亲家庭构成，而梁恒波也假装不知道欧阳文和她的生活。

宋方霓一想到，那天晚上在梁恒波面前冲动地说受够了，甚至于流泪，就尴尬得双颊发烫。

这太可怕了，感觉就像是公开展示自己最丑陋软弱的一张照片。

幸好，梁恒波什么也没追问，他轻描淡写地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八月末，宋父宋母特意关了理发店一周，把宋方霓送到了大学校园里。

她坐在高铁，看着窗外的植被，慢慢地由墨绿，深绿，变为柔和的翠色，耳机里听着列车里的广播，只感觉到一种期盼和快乐。

宋父宋母在上海逗留了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