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第二卷结尾时，徐泽向郑成讨要田赋簿籍的补充说明，放在原文太累赘，改到了作品相关。

赋税制度是朝代存续的根本，只要赋税制度没有崩坏，拥有广袤国土的战略纵深和众多子民拥护的王朝，哪怕在前线一再失败，也可以凭借雄厚的国力，迅速拉起一支生力军再顶上去。

穿越到古代中国，不深入了解当时的赋税制度和运行情况，连底层的百姓生存状态、国家的战争潜力等问题都没搞清楚，就妄想凭借一堆所谓的金手指横推天下，只能说是异想天开，把争霸当成了过家家。

即便最混乱的王朝，税收也是有制度的，只不过执行得好坏而已，而这个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民赋簿籍。

华夏历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是民赋簿籍，宋人更认为“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

。

大宋民赋簿籍区分坊郭户和乡村户。

二者之下又都划分主户与客户，坊郭主、客户的区分往往依据有无房屋等生活资料。

而乡村主、客户的区分则往往依据有无土地等生产资料;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也有坊郭主、客户混通分成十等户的情况）。

乡村主户则分为五个等级。

一般说来，一、二等户是地主，三等户既有地主，也有较富裕的农民，四、五等户大都是贫苦的农民。

故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

徐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待在农村发展，暂时就只介绍乡村户籍制度。

记录民赋簿籍的版簿，正式名称叫“五等丁产簿”

，通常由乡书手造好草簿后，送县衙汇总编造和保管，此版簿既记录乡村主户的人丁情况，又登载各户的财产数量。

每隔三年，逢着闰年，就须重新编造一次。

并且必须将历年的版簿进行核对，并将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等逐一勘同，并妥善装订保管。

而所谓的一至五等户，实际上与各户的人丁多少完全无关，只依据各户的财产多少。

官府确定户等的方法也不是简单，通常依据地域、田地肥瘦、当地官府行政能力等灵活使用多种办法。

第一种，以家业钱（又名家业贯陌、家力、物力、产业、家产、家直、赀产等）判别户等，需把各户的田亩和浮财折算成钱，然后再依照规定的五等家业钱额，划分户等。

问题来了，首先是标准不同，如同一县中，甲乡靠近县城，交通便利，产业丰富，有家业钱三千贯以上才算一等户，而乙乡穷乡僻壤，有五百贯以上就算一等户。

再就是算法也不同，家业钱既要估算“田亩物力”

，又要估算“浮财物力”

。

田亩物力一般依土地的肥瘠定价值的等差，而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但即便同一块田，今年的上田，来年遭了水浸，又可能变为下田。

而浮财物力的折算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

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朝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里甲、乡书手和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

。

神宗朝张方平曾抨击免役法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

，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