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

之不可能。

送给皇帝的“土特产”

，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

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

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

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

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

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

，以“孝敬皇上”

。

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

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

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

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

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万余两进行私分。

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

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

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

的代表之一。

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变，从风而靡。”

这并非虚言。

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喜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紫四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文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

，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

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

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

。

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

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

，“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