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

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

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

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

句式的表述。

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

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

来比照“中国”

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

来批判“欧洲”

。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

。

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

“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

（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

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

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

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

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

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

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

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

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

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

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

。

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

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