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

，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

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

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

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

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

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

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

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

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

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

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

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

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

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

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

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

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

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

，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

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

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