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来说，外遇行为算是较罕见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不需要任何宗教或文化上的驱动力。

人类对外遇行为最大的抗拒力量主要来自个体的配偶，以及所有个体的配偶。

这种抗拒力量不仅是在人类，即使是对其他哺辱类动物或鸟类来说，也是同样强烈。

而这种生物性的制约力量则显示，即使没有来自文化的压力或是禁忌，外遇行为也不至于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从文化上来看，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外遇现象和许多鸟类社会的情形大致相同。

上述社会对一夫一妻制都表示赞许，而对外遇则采取贬抑的态度。

而人类社会的外遇情形要是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例如狨猿和长臂猿）比起来，可能人类还比这些灵长类动物更胜一筹。

每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外遇情况都不相同，但这些差异和社会制约力量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显。

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虽不鼓励，但却能默许；而有些社会则甚至会将当事人（特别是对女性）处死。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社会都有外遇现象存在，即使是在将外遇当事人处死的社会也不例外。

这些社会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成员对外遇行为的保密程度，以及成员是否准备承认自己的外遇行为。

对研究人员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人类不同社会之间的外遇行为的差异在哪里。

生物指令与社会规则在现代人类社会当中如何发生交互作用？这实在是个引人入胜的题目。

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对于社会规则的部分较少涉及。

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贬损社会规则的力量，及社会规则对日常行为造成的影响。

由于本书主要是以生物学观点阐释各种现象，为了避免让读者感到混淆不清，我决定在书中较少提及社会规则。

同时，我也希望通过着重性行为的生物基础，使我的理论能和更多社会（包括以各种不同标准的社会性、道德观、宗教规范与信仰所构成的社会）中的更多成员都能产生密切联系。

尽管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员很可能就是阅读本书的典型读者，但大部分人类社会仍然对一夫多妻制或同性恋之类的性行为采取包容、宽恕（甚至鼓励）的态度。

如果我在本书当中过分抨击某些性行为造成文化对立的背景，这么做对我并没有好处。

因为对那些来自更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说，这些部分很可能会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我希望将本书的重点放在性行为及其生物基础上，以期让这本书和所有读者都能有所关联。

所有的社会都不尽相同，因为每个社会本身有各自的发展历史。

而且，整个世界的每个社会都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在发展。

社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演化的过程并非随意而为，这些变化很可能是根据生物指令而来。

研究社会演化的学者不仅能够明了社会进化的生物性因素（如生态学或疾病的危险），同时也能了解形成社会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指针。

举例来说，农业社会比较倾向于一夫多妻制，而狩猎民族社会及工业化社会则较倾向于一夫一妻制。

我们在场景30和场景31里曾对疾病的危险与可能性，以及社会对同性恋行为的接受度之间的关系有所说明。

总而言之，从演化的规律来看，生物指令可能驱使社会上的多数成员公开进行某些行为，而社会则对这些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