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查尔斯库格林神甫（father插rlesughl）把电台当着扩大机大声嚷嚷，造成新的严肃的问题。

对付他的人就是克劳伯。

库格林以前所未有的可怕方式使用广播，其政治态度越来越鲜明，反犹倾向与日俱增。

克劳伯会见库格林，建议神甫先递原稿，以便编辑成广播节目。

可爱的神甫立即把他下次的说教主题变得毫无政治含义。

就是说，让人看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意在对他实行新闻检查。

他要求他的信徒们向该公司投书抗议。

大约百万听众闻风而动。

这种强烈的反响，说明当时人们感情用事已达登峰造极。

当时正处于大萧条顶点，这桩插曲让人们第一次洞察到广播具有无穷的政治力量。

同时又使人看到，因为它缺乏固定的标准，广播又不堪一击。

佩利和克劳伯立即着手制订了一个灵活的方案。

一边限制库格林的广播时间，一边反对新闻检查。

他们让电台为讨论更加尖锐的宗教问题敞开了大门。

从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了固定的宗教专题节目。

它对各门宗教领袖一视同仁。

更有趣的是，它在每个星期天造成了各宗教轮流执政的局面。

库格林哑口无言，公司则赢得了对各宗教宽宏大量的名声。

在那些年月里，克劳伯力挽狂澜。

他不但设置和肯定了新闻的内部标准，而且定出了如何对待政治和政治家的办法。

正是克劳伯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才在公益事务方面独占鳌头。

他所制定的规矩，最后以不同的变异形式为其他联播网所袭用。

罗斯福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广播电台的使用，便充分说明这一新兴工具是何等的强大和有效。

到了1936年，随着竞选日益抵近，各位政治巨头们要用广播电台的压力越来越大。

克劳伯发觉自己在抵制由麦迪逊大街的那些广告撰稿人为共和党写的出价低廉的政治商品广告。

他认为政治应是严肃的，不宜搞得商品味十足，更不能逢场作戏。

政治广告也必须严肃。

那年，他还为现代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

他决定广播在担任总统的宣传工具方面应上升到非同寻常的程度。

这在开始时似乎十分自然。

总统希望利用电台广播，人民希望听见总统的声音。

而各个联播网也乐意充当中介，因为这样做能使联播网更有威信。

每个人都同意&ldo;美国公众想聆听总统的声音&rdo;的说法，总统将以国家领袖的身份而非一般的政治家出面讲话。

但是众多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接踵而来：总统将在什么情况下向全国露面（此时是指大萧条时期）？在什么情况下总统利用这一崭新的手段和国民心灵的创伤来加强他作为一个老练的职业政治家的国内政治地位？他在此时应算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一个政客？这条线画在哪里？由谁去画？如果允许有人和总统辩论，这个人应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