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入了世界，美国作用的改变是新闻界作用变化的催化剂，而能够象征新闻作用变化的莫过于沃尔特李普曼这位全国性的新闻哲学家的出现。

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全国最杰出的专栏作家，他对美国两代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的影响大得难以估量。

他的一位主要信徒詹姆斯赖斯顿这样写道：&ldo;他扩大了我这一代人对自己肩负的责任的视野。

&rdo;当美国进入了新的国际轨道，和其他大国不断发生冲突之时，正是这位李普曼满足了对这种局势进行理性思辨的强烈需求，他把这类冲突纳入了某种秩序之中。

在此之前，华盛顿地位显赫的新闻界人士仅仅是因为了解这座城市，了解总统，或者了解议长而名声斐然，可李普曼的突起则是因为他了解整个世界。

当然，在李普曼时代很少有新闻记者为担任这种新的角色打下过什么根基，他们最多不过活跃于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全国大会。

新闻记者被迫从《头版新闻》的智力水平和对地方新闻的倾心转而面对整个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年代，李普曼却恰逢其时，得心应手，因为他不是出生于新闻界，他植根于学术界。

锻造他的模子不是记者，而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巨擘。

他在校期间，詹姆斯（williajas）和桑塔亚纳（esantayana）曾请他留校任职，希望他最好能在一个基本上与世相隔的专业中步他们的后尘。

李普曼是一个从未写过新闻报道的新闻记者，从未在地方新闻编辑室工作过，从未赶赴某个炙手的事件现场。

如果碰上另一个远为平静的年代，说不定他会和他的恩师一样远远躲在巨大事件的热辐射之外。

不过，有一次桑塔亚纳曾随口对年轻的李普曼说：&ldo;我从一份西班牙小报上看到塔夫脱当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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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局太富于压迫感了，整个世界挤了进来，距离不断缩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普曼二十五岁，他终于当了一个情报官员。

战争属于他们这一代人，他无法忽视这样一个启示：美国的孤立状态从此结束了，不论华盛顿政治上的孤立，还是学术界理念上的孤立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就这样，这位天才的年轻人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发现了一次大战的逼近，取消了渴望已久的阿尔卑斯山漫游，离开了纯哲学的天地，步入了伸手可及的现实世界。

他先担任社论撰写人，最后做了专栏作家。

这个选择包含着精明的考虑。

他并不是仅仅为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局势所动，他还受到自己时局评论的读者群的吸引。

如果他仍然在哈佛，他可能成为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书可能在知识界中被一小群智者阅读，受到称赞。

但是，作为专栏作家他将影响远为广大的读者群。

这个讲坛大大地扩大了他的声音。

人们倾听着他的声音，是因为现在他们急需帮助和指导。

他不再是一个与时事山水相隔的哲学家，在这个令人颤抖的年代里，他是重大事件的记述者，他的文章论题的直接性，为他赢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在他写作的桌子对面有一幅瑟伯（thurber）的《纽约客》原版漫画，一个女人对丈夫说：&ldo;今天早上，李普曼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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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报的专栏作家，他渐渐变得鹤立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