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

12世纪及13世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ldo;文艺复兴&rdo;与&ldo;商业革命&rdo;。

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

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2％）。

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

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

《宋史》&ldo;食货志&rdo;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

哲宗时苏轼言：&ldo;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

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rdo;即在徽宗时，&ldo;蔡京传&rdo;里仍抽出&ldo;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

所以他对徽宗说：&ldo;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rdo;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

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ldo;经济&rdo;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

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

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ldo;食货志&rdo;及&ldo;兵志&rdo;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

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

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需要。

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

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ldo;圣旨&rdo;，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权力毫无限制。

《宋史》&ldo;食货志&rdo;里说及&ldo;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

辗转增加，民无所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