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

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ldo;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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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

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

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lso;幸运&rso;这句话。

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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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

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

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ldo;窝子&rdo;！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

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

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

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

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

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ldo;学运老手&rdo;，让我参加&ldo;方言歌舞社&rdo;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ldo;红旗特务&rdo;！

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

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ldo;年关&rdo;，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1949年4月9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1949年&ldo;四&iddot;二○&rdo;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

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

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

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